《老子》说“归根曰静”，任继愈先生将“归根”释为“回到出发点”。我回到了我的出发点，虽说无功而返，毕竟是“知常曰明”，尤其难得的是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“虚静”。每周除了到郊外上几节课，大部分时间便是独守书房。我给自己的书房取名为“心远斋”，重新开始已持续了多年的与包括陶潜在内的魏晋人的“对话”。
在“心远斋”读陶渊明，发现五柳先生的诗文中用得很频繁的一个词就是“归”。看标题，四言有《归鸟》，五言有《归田园居》，赋辞有《归去来兮》；读正文，“归”字乃至归心归意归情渗透于字里行间。陶渊明之言“归”有两重意：一是与“仕”相对的“守拙归田园”，二是与“生”相对的“乘化以归尽”。前者是对生存方式的选择，是可见性行为；后者则是对生命的感悟，是形而上思考。
人生的出发点是“家”，但人生在世免不了有功名之念，于是便想要“出家”（离家出走）。然而，就在他离家的那一刻，“归与之情”便已宿命般地铸成。或者说，“出家”这一人生行为的直接后果就是酿造出“归家”情结。从此后，无论他离家多远，也无论他是辉煌显赫还是穷愁潦倒，他总是在“归家”的途中。人生旅途看似“征途”，实为“归途”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有“?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，可不哀耶”；《列子·天瑞篇》则说“行而不知归，失家者也”。“失家”之可哀，不只是失去给予他生命和起点的家，而是失去赋予整个人生以意义赋予个体生命以价值的精神家园。
关于“回家”的这些思考，成为我撰写《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》一书的最初动机。考察魏晋人的行迹，发现他们总是在“过江”，总是在迁播流徙之中；而细读魏晋人的诗文，则又可见出他们总是在“思归”，总是在永无归期的“归途”之中。离家而又思家，思归却又无归———这一生存悸论，既酿成魏晋人的生命悲剧，又铸成承载这一悲剧的魏晋人格与文学的诗性魅力。我们看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，既有从“邺下”到“南山”的空间之归，更有从“孕育”到“重铸”的心路之归；而魏晋人格的诗性建构，以“生死焦虑”为基点，在心历并神越了各个层面的人格冲突之后，最终归于对“生死焦虑”的消释和对“终当归空无”的体认。
我对魏晋人格的一个基本看法便是：悖论或冲突。岂止是魏晋人，今人何尝不是如此？我有将近六年的时间是“生活在别处”。流浪的日子，最爱唱的一首歌是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”，经常策划的一件事是找一个理由（或机会）回家。而一旦真的回家了（不是暂居而是久住），却又渴望着再次去流浪。这一部《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》就是新一轮流浪的果实。
姑苏城南的东吴园是静谧而青翠的。与她周围那些典型的苏州园林相比，东吴园拥有难得的大器与随意。我常常在午夜的校园里独自漫步，听维格堂前塔楼的钟声在夜空飘荡，悠悠地，似乎来自一个遥远的年代；而路旁的草坪泛着新绿，柔柔地，吸纳着从运河边飘来的梅的幽香。走进东吴园的静夜，仿佛走进我正在叙说的那些古老的岁月与古老的心灵。在士衡的故乡，我读懂了他的乡关之思怀土之情，读懂了他“欲闻华亭鹤唳”的生死悲切；我也进而明了为何魏晋人的心理焦虑和人格冲突，只有到了江左玄言诗时期才有了消释与散豁的可能。
（本文为《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》一书的后记，有删节；该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，即将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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